赵红军--均衡之美

美国经济转型对“中国制造”有何影响？

赵红军

 《智富时代》2013年4月号

     近三、四年来，有关美国经济转型对世界或者中国的影响似乎成了媒体乃至经济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从大家的讨论来看，似乎并未达成多大的共识，相反，分歧依然十分尖锐。在笔者看来，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答下面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美国是否真的在经济转型？第二，如果这个问题是真的，那么，美国的这种经济转型对中国制造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关第一个问题，答案似乎并不十分确定，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较好回答。因为自2009年美国经济转型这一说法提出以来，至今尚不足四年时间。从短短的过去三年多美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有关美国经济转型的信息似乎仍然是模棱两可的。

    比如，从工业中的就业比来看，2008年为19.89%，2009年为17.10%，2010年为16.7%，似乎仍在继续下降。从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也存在着类似的下降趋势，2008年为47.79%，2009年为43.5%，2010年为41.5%。从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量来看，2008年为3.32千亿，占GDP的比重为2.34%,2009年分别下降为1.39千亿和1.0%，2010年有所回升分别为2.70千亿和1.87%，2011年又有所下降分别为2.57和1.71%，呈现着上下波动的不稳定趋势。

    但从有些指标来看，我们似乎也发现了美国经济转型的若干正面迹象。比如，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08年为21.13%，2009年为19.56%，而2010年开始上升到20.03%。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看，2008年为17.82%，2009年为15.19%，2010年为14.43%，2011年为14.69%，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止跌回升态势。从固定资产的年度增长率来看， 2008年，固定资产年度增长率为-5.78%，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幅下降为-16.08%，2010年为-0.47%，而2011年为3.97%，也存在着好转的趋势。从全社会的电力消费量来看，2008年为4.15千亿千瓦时，2009年为3.96千亿千瓦时，2010年则回升到4.14千亿千瓦时。从货物出口值和服务出口值来看，都出现了金融危机以来止跌回升的态势。2008年货物出口值为1.31千亿美元，服务出口为5.31千亿美元，2009年分别下降为1.07千亿美元和5.01千亿美元，2010年继续上升到1.29千亿和5.44千亿，2011年继续上升到1.50和6.03千亿美元。

    我们进一步的问题是，有关美国宏观经济指标好转的趋势，到底是美国经济向危机前的正常恢复还是美国经济转型的正面信息？根据现有信息来看，可能两方面的可能似乎都存在。一是，美国金融危机2008年酝酿，2009年爆发，2010-2011年发展，现在似乎正在恢复危机前的水平。而美国经济转型的说法自2009年奥巴马总统首次提出以来，很多的政策和措施得以出台，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重叠，因此，我们无从准确判断何者为主、何者为次？也难以彻底分开彼此的影响；二是，如果从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和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则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原因是如果我们要完全等到美国经济转型的所有确切信息都出现并得到证实以后，对中国或世界而言，恐怕到那时再作出反应，恐怕就为时过晚了。所以，下面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迫切。

    首先一点是，美国经济的“转型”到底是制造业的全面回流？还是制造业中高附加值、高科技、高端制造业的回流？其实，有关这一点，从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罗姆尼与奥巴马的辩论中就能发现问题的真相。罗姆尼做过州长，有着很强的恢复美国经济的雄心。但从他有关美国制造业全面回流的回答中，我们就能猜测他并不是经济方面的行家里手。因为美国的企业是完全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者，当年它们为什么吵着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进行各种形式的外包、合资与独资生产？恐怕就在于中国与美国相比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是这种巨大的劳动工资差距才推动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与罗姆尼的回答相反，奥巴马的回答倒是显得非常的清晰和理智。他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回流绝不会是所谓的全面回流，相反只可能是那些对工资不敏感，相对高科技、高附加值、高端的制造业回流。如果说，美国能采取措施将一部分制造业拉回美国的话，恐怕只能是这部分制造业而不是所有的制造业。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判断，美国的经济转型对中国经济或者企业的影响就不会那么的明显，那么的严重。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目前的大部分比重是所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美国经济转型影响的制造业可能是那些高端的、高科技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而不是所有的中国制造。

    其次，如果说美国经济转型影响的是中国制造中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的话，那么，它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将不会太大，一是，它对中国就业的挤出效应不会很大，毕竟，这些制造业本身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规模较小。二是，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回流，将倒逼中国加大在这个方面的技术创新和研发力度。事实上，看看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发展趋势就知道，中国早在五年前就发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召，要求全国的制造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加大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从今天的趋势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恐怕也只有这“华山一条路”了。

    对于高端之外的中、低端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恐怕也只能采取两条策略作为对美国经济转型的有力应对了。一是，在国内市场上快速进军中国中西部的广阔市场，响应中国政府西部开发的号召，在当地开厂设店，扩大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在当地的销售和本地化，延长这类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中国产品在欧洲、非洲、南美洲等国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或者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绕过当地的贸易壁垒，去当地投资设厂，进行本地化生产与运营，赚取中国利润，或者加大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合作，深化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和外交关系，塑造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进军这些国家市场的良好内、外部经营环境。

    其实，如果从一个更大的战略来看中国制造应对美国经济转型的策略的话，那就是通过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以中国文化-中国商务-中国制造为纽带，打造一个文化与商务，贸易与投资，外交与经贸相互联结的“中国制造”的全球化运营模式，这将是中国制造应对任何外国经济转型的最好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