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

赵红军   发表于2012-11-27 01:25《东方早报》"经济思想的盛宴"专栏文章 2012年11月27日

　　● 如果不顾自身的比较优势，机械盲目地进行自由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一国利益增进与另一国利益受损的零和博弈。

　　比较优势理论可谓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因为它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两国通过自由贸易相互获益的可行性。按照它的诞辰时间来看，可能也没有人会否认它是一个老掉牙的经济理论，毕竟它诞生于1817年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当中，并且它为处于上升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经济利益上的有力辩护。可是让人奇怪的是，这么一个“老掉牙”的经济理论居然在当代仍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主编的最新版《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比较优势理论是标准的贸易理论模型，而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大多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基础。在最新出版的《国际经济学期刊》上，我们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证比较优势理论的各种翻版与模型拓展。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其当代的版本，如果两国基于比较优势展开贸易，那么，或迟或早，两国的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国家间的福利将趋于均等化。然而，按照这一理论行事的大多数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却发现，采取类似政策后它们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太大改善，相反，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有可能下降，那些老的产业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新兴产业也可能难以扎根，并且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大。在某种程度上，就连英国和美国自身也成为这种理论的直接或者间接受害者。

　　19世纪10、20年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英国政府和政策层的热烈欢迎，因为它能为维持英国在制造业领域优势和垄断地位提供很好的理论辩护，然而，如果一旦不顾自身的比较优势机械地坚持这一理论，英国自身也会成为这个理论的受害者。事实正是如此，1920年代，当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来临时，英国的农业和工业优势已经雄风不再，相反，法、德等国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却正在迅速崛起，结果英国因为机械地坚持了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自身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受到很大的伤害。美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错误地将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理论描述成为一种能够产生自动的经济和谐机制的理论的话，它也会使美国成为这种理论的受害者。1990－2010年间的美国就是这样，大批的产业移向中国，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的实际工资也没有多大上涨。

　　欧洲的情形也基本类似，按照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及其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行事的结果，也使得原本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如今深陷财政、经济发展的泥潭，难以自拔。反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或者由于它们意识形态的保守，或者是历史传承，或者是政策制定者的聪慧，它们没有完全听从比较优势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处方，相反，它们采取了相对渐进的、实验性的而不是快速的、一刀切式的自由化，结果却取得了稳步、平稳和积极的经济进步。

　　其实，此时此刻，无论是怪罪政府、怪罪大企业还是怪罪当地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这些恐怕都无济于事。因为木已成舟，因为这一切都缘于人们对比较优势或自由贸易理论的在很大程度上的误读。

　　第一，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的诞生来看，它诞生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是资产阶级为了拓展国际市场，对抗土地封建阶级的一种理论工具。因为相对于土地封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拥有先进的大机器工业，产品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而封建地主阶级秉承土地为王的理念，试图阻碍农民离开土地，结果，所谓的比较优势切合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提供了恰当的理论辩护。但是，如果不顾自身的比较优势，机械盲目地进行自由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一国利益增进与另一国利益受损的零和博弈。

　　第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演进和发展来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最原始版的自由贸易理论，它相对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它表明了两国在两种生产要素上均具有相对于另一国的绝对优势的情形下，两国仍然具有自由贸易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阐明两国自由贸易一定会使双方受益的必然性。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缺陷为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凡涅克定理（H-O-V）所证明，也就是说，自由贸易虽然具有使贸易双方同时受益的可能，但与此同时，它也隐藏着自由贸易会损害一国福利的可能。这就表明，如果我们放松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将之进行推广并不顾对象地付诸各国的政策实践，这不仅是危险的，结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第三，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使经济理论形式化、科学化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较优势或自由贸易理论也不例外。但形式化、科学化的缺陷是，对于经济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的历史和制度背景，对于经济生活十分要紧的人的理性、适应性和突变特征，却由于难以模型化的缺陷而被抽象掉了。这些理论一旦脱离了产生、孕育它的历史、地理和制度、行为背景，被强制性地放到另外一个场合、地点加以应用，很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恶果，其表现要么是不适应、晕眩，要么是典型的排异反应。

　　第四，回过头来看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实非常简单，一国选择是否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完全是基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开放程度不够，就继续开放，如果开放过度，完全可以缩小对外开放。如果国家实力强劲，那就可以实行自由贸易，以拓宽和占领国际市场，但如果国家实力不强、相对弱小，那完全可以实行贸易保护。为什么要听从他国或者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建议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国的经济学家素质过硬，为国家提供的政策被实践证明可靠和务实的话，那国家就完全可以信赖他们，相反，如果一国的经济学家素质不过硬，并且常常人云亦云时，那可就真不好说了，因为无论听从国内还是国外的建议都可能出错。所以，关键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时所说的那句话——“打铁还须自身硬”。■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